马钦忠VS瞿广慈

问:去年,我在深圳见了你的一件作品,好像是放在玻璃柜里的一个年轻男子,他的手里拿了一张《周末画报》,你能谈谈你这件作品的创作构思和过程吗?
瞿:你说的那件作品的名字叫《适者的标本》。那是去年参加深圳何香凝美术馆主办的第二届当代雕塑艺术年度展的作品,展览由黄专先生主持,专门辟了一个公园 收门票对外开放。应该说,当时这个展览很成功,尽管大多数老百姓,尤其是附近的居民对公园里的雕塑大都表示不理解,但学术界反映还是很好的,它对艺术雕塑 的公共性作了一次有意义的尝试。在北京著名媒体《北京青年报》所选出的九十年代美术界十件大事中,第二届当代雕塑艺术年度展排在第九。而我的这件《适者的 标本》是我1999年回上海做的第一件作品。我在北京呆了10年,89年刚去的时候,北京的夏天非常凉快,晚上还得盖被子。晴天时城市上空,天还是蓝的。 99年7月,我几乎是逃离北京,连续十几天39°上下的高温,让我深信,那儿已经是一个“火炉”了。而且,你想想看,几乎终日见不到蓝天。我们离开不久, 一场旷日持久的沙尘暴席卷了整个华北地区,甚至波及上海。当上海人第一次发现天上掉下来的是泥雨时,只觉得很奇怪。可对我而言,这是十年的“老朋友”了。 我讲了半天关于天气的事,其实是和我那件《适者的标本》有关的。去年雕塑展的主题就是讨论生存以及相关的一些问题。我那位手持《周末画报》的人,原本的设 想是端坐在福尔玛林水里,用一个气泵将空气打入他的体内,使他的嘴与鼻子冒出气泡。在浓烈的福尔玛林水的气味里,我想通过鲜明的视觉语言警示人们:有限空 间的舒适,需要非常巨大的外加力量来支撑,就如天气越热,越需要空调,空调越多,天气越热。这种“适者”的生存之道不仅扼杀了人类基本的自然属性,而且也 极大地恶化了人与自然的平衡关系。所以我是这样阐述这件作品的:

人类总是以自身的感受来评价事物,与自然的反复无常相比,人类好像显得非常的坦然,仿佛在这个我们赖以生存的星球上,人与自然进行着一场不同规则的游戏。

遗憾的是,由于一些技术与安全的原因,最终福尔玛林水没能装入那个玻璃柜里,你看到的只是件半成品。

问:《周末画报》是国内最贵、档次最高的一张大众消费类的画报,你选择这张报纸作为你的作品的一部分,是否有特别的含义?
瞿:在选择那张报纸时,我还不知道有《周末画报》。因为那时我刚回上海,理想中的报纸,应该是纸张的质地非常好,因为它要长久地浸泡在水中,第二,它的版 面应该非常好看,最好是艳丽,因为我需要“抢眼”些,三,要有关消费的。我当时理想的报纸就是北京的《精品购物指南》。在打电话让北京的朋友寄一份给我之 前,我决定先上街碰碰运气。当捏着一大堆零钱站在报摊前的时候,我一眼就看见了那份《周末画报》。那期有几页是介绍棉棉与某位外国DJ的谈话,翻了翻,更 合我心。因为那时的《精品购物指南》好像只是消费品的排列,而《周末画报》倒是有点消费文化的意思。后来,在我为杭州第二回青年雕塑家邀请展所做的叫《跳 舞机》的作品里,我毫不犹豫地再次借用了《周末画报》,只是这次我专门转了好几条街才找到。那一期的头版是张曼玉的内容。
我最近做的一些作品,多少有对盲目的消费主义的批判的意思。拿如此豪华的“消费文化”载体来批判消费主义,我感觉很开心,也很到位。在第一次选择的时候是有点偶然性,但最终的选择,我想,一定是必然的。

问:作为一名年轻雕塑家,你是如何定义当代社会中雕塑艺术的公共性?现代雕塑艺术是否可以通过大众媒体进行传播?
瞿:实际上,现在对于雕塑定义的解释也很模糊。尤其是博依斯对“社会雕塑”的概念进行阐述后,人们更是无所适从。当今中国很多雕塑家、理论家,都试图统一 雕塑的含义。他们寻找了一位“他者”,就是装置。但我看来,这种分法,也未必说得清楚。这里,我也不想对此扯开谈,但我认准一个方向,任何一个固有的定义 都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相应改变,它不应被简单地分为传统与前卫。信息时代的雕塑的公共性,肯定不仅仅局限于广场上,或是街心公园这类具体的地理空间上, 它可能更需要媒体(传统媒体与最新信息网络)的传播。即使是一个观念,只要你物化,就是可视化,都可以通过传媒来展现它的公共性。

问:你有无兴趣来做一名反映大众文化的艺术家?
瞿:我想这里头不存在什么兴趣不兴趣的问题。这如同问一位雕塑家是否有兴趣做雕塑那样。对当下现世问题的思考与探寻是每一位艺术家的责任,而其中主要的环 节就是对大众文化趋向的研究。有朋友说我们雕塑家应做一些知识分子的雕塑,我不知道这个知识分子的涵意是什么?如此分化的群体,使人困惑,我更想将他们归 与大众,我更爱大众!大众群体任何微小的波动,都是测量当代社会现状量度计上的点点刻度。

问:作为纯艺术的雕塑能否介入大众文化的公共空间?当代雕塑比之于传统雕塑介入大众文化的方式有何不同?当代雕塑介入大众文化的方式有哪些?
瞿:这是毫无疑问的。传统雕塑对于空间的强行介入都是试图带动某种审美的或者意识形态的东西,这就好像某位演员在大街上唱歌,或是某位领导在广场上开会发 言。这在前苏联,几乎成为国家统治人民思想极重要的方式之一。另外,像深圳我们那个展览,公园周围都是居民区,大部分居民目睹了雕塑公园的建设,雕塑的安 装、展示整个的过程。很多人是从自己的窗户里、阳台上参观所有的作品的。开幕的时候,有一个小孩子,特别喜欢隋建国的恐龙,一定要爷爷带他下楼,爬到恐龙 身上玩。还有一位十四层的居民,找到组委会,强烈要求某件作品移一下位置,因为作品上面的十字架,正好指向他家的窗户。有的居民对公园内的东西表示不理 解,甚至是憎恶,但这种反感也是雕塑介入生活空间的结果。有心人会慢慢思考一些问题,至少,大众看到有别于那些违背艺术良心的“行活”雕塑的东西,带给大 家“伪审美”或传统审美以外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恰恰针对我们当下的生活许多问题,可以让人想一想的。
当代雕塑介入大众文化的方式就太多了。一张有关雕塑的图片及说明可以放在晚报上杂志上,中央电视台《美术星空》对雕塑展的报道采访是另一种方式。还有网络 的传播,等等。同时,很多艺术家将各种各样的传播工具,直接拿来制作作品,就不胜枚举。因为作为艺术家的雕塑家,首先是大众视觉文化尖端的研究者,职业工 作人员。他首先要做的就是不断开拓伸向大众文化的“界面”。

问:你是否经常看《周末画报》?请你谈谈对这份报纸的看法。
瞿:说实在的,我不大看得到这份画报。我们上海师大周围的报摊——也许是卖得太快了——我没看到过。我总能买到《南方周末》什么的,但看多了,太忧患了, 心里烦。消费类的报纸,有时也翻翻。就象有时逼着自己上菜场买菜一样,我把它当做我与现实社会相连的一些通道。你可以认为这是大众文化对我本体的“介入” 吧。如真要我谈谈对《周末画报》的体会——我想,我不喜欢棉棉,我喜欢张曼玉。(笑)

问:你用《周末画报》作为一种媒材,而这个媒材与你的雕塑是什么关系?
瞿:《周末画报》对我而言,就是图像资源,如同做雕塑时用的泥。

问:《周末画报》代表什么样消费文化?你认为的消费文化是什么?你赞成还是不赞成《周
末画报》所倡导的消费观念?
瞿:我想,《周末画报》从它的定位上肯定是针对中产阶级的一份类似意大利比萨饼似的混
合视觉消费品,它可能比较符合当今社会某种消费文化的发展方向,但它展示的并非
一个真实的消费市场。对于大多数的读者而言,它更多是一个理想的假定。至于赞成
与否,我很难说清楚。过去,我们生活的调色盘上,就是一穷二白,现在是有了些颜
色,多美好,而人总是想要更多。

问:《周末画报》为什么会作为你选择批判消费主义的材料?
瞿:实际上,如今的知识分子很难再作为大众的代言人出来说三道四,我的作品只是我个
体的行为。如前所述,选择《周末画廊》不是刻意的,但是至于我指的必然性,应该
是因为它有一定的代表性吧!至少它有一个亮丽的外表,立码吸引了我的视线。另外,
我的作品并不是批判消费主义本身——我们每个人都身处消费环境内部——消费主义
从来就不是中性的,我所针对的或者想揭示的肯定是它背后的什么东西。我想用《跳
舞机》的创作自述来结束我们的这场对话:

我们总是感叹,历史就象那一门心思只想“万古常青”的白骨精,每每以各种形
态出现,内在却是惊人的相似,而我们往往忽视其中真正的缘由。其实,跳舞机上的
舞蹈与六十年代末的“忠字舞”都是一种流行,这种多少寓教于乐的流行掩盖的是意
识形态的消费化与内在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属于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合谋的行为,
借助的是盲目随众的一代代躯体外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