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浙美附中

今年是中国美术学院附属中等美术学校建校七十五周年,翻翻一本叫做《艺术苗圃》的绿色书籍,知道七十五年附中经历了四个时期:1929年至1939 年是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高中部时期;1954年至1958年是中央美院华东分院附中时期;1958年至1969年以及1982年至1993年,都称之为 浙美附中;中间隔断的是臭名昭著的文革以及文革后的清理时期;93年之后,就是现在的中国美院附中了。
历史发生过的真实,如同在光照中的植物,光从那里来,植物的影子就投向它所需要的这边,光不断地移动,影子也不断地转变着方向——这就是记忆了。

八九年夏,七月的炎热即便在凌晨还仍未散去,甚至有越发热的迹象,我知道这是西湖在夜间将白天吸取的热量慢慢吐出,这是一个地理现象。高 考已经结束,我已松弛下来,那一年的风波,在杭州这个世外桃源平息得较早,所谓的路障早已归位,结果甚至还比不上八八年的一场大风来得更加凌乱。那时粗大 的梧桐树被连根拔起,东倒西歪的,一个纺织厂女工从家中赶回厂里想救点什么,却被不幸砸死。那时,大家都扼腕叹息,只是现在记起的一定不多了,很多事情都 是这样的。在那个夜晚之前,我一直以为我会永远呆在杭州,永远呆在浙美附中,可在那晚之后,便很少有机会回母校。甚至没几年,她便更名为中国美院附中,简 称国美附中。所以我在有时回忆起母校又不能自已的时候,就去附近的国美电器转转。

应该说,那一年我们这届附中学生的高考中榜率不高,大家都直盯着中美和浙美考,其他学校似乎都像集体得了SARS,提都不能提,问起来答 案总是 “我们可是附中生哪!”这是附中学生的老毛病了——眼高手低!那年这两所学院招的很少,还没学费这一说,像往年一样考生很多,非常难考。我们考美术的有一 点传统还是保持得很好,那就是的文化课都很差,这真是有点前有古人后有来者的味道。我的很多同学后来都折在考文化课的路上。到目前为止,艺术类考生考文化 课的状态,好像还是在勇攀世界高峰。说来惭愧,比如说八九年,中央美院的分数线突然猛涨了一下,四门功课加起来竟要250分。北京人一向很损,但我相信在 这种分数线的节骨眼上,美院领导很严肃,绝无半点幽默。要是你不觉得是在骂人,那年头得个二百五是非常动听的。
我老婆这两天回北京,去过中央美院附中84级的二十年岁生日,据说他们要一起玩几天,相互认识二十年不知有多少话题要被提起。说起来,他们的附中出的人才 似乎比我们多。有时,我们会在诸如南北生活等问题上争执起来,免不了比起各自的附中。我会把脖子抻得很长,显得理屈,很没男子个性。我历数王朝闻、董希 文、彦涵、 赵无极、 罗工柳、吴冠中、朱德群那些只有在翻阅美术史时才能看到的名字,那都是我的老校友(尽管他们都不认识我),而她则将现成的,在中国美术风云榜的人随便点了 几下,我就自觉得后劲不足,甚至会扯东扯西,指责她早上起的太早影响我的睡眠。当然,我还是有些辩解的理由,诸如中美附中和北京天然的地理位置的关系啊, 另外文革之后复校得早,那时社会上攒了一批人才,学校想不出成绩都难。但不管是文革前还是文革后,这两所学校都极风光过一阵。现实主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是中国美术圈唯一的标准。附中孩子小小年记,动辄就在教室里画上一个月的大卫。当时天津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月刊《素描》,85年某期重点介绍了中美附中前几 级学生的素描习作,附中学生的写实实力一下子浮出了水面。那只是冰山之一角,而当时的美术圈,几乎已无人不知喻红在二十岁之前画的《大卫像》了。这只是一 张素描呀,如同蒙娜里莎的微笑一样语义深长,喻红的大卫,那种严峻的表情仿佛在对人说:“我们来了”。果然,在未来近十年里,至少在体制内,长大了的附中 学生,一统天下。
到了艺术形式多元化的今天,附中式微了,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受过唯美教育的附中人大多总想持续一种崇高的美学 ,对当代艺术的感情遮遮掩掩,又老放不下赖以自豪的写实能力,表达上缩手缩脚。大家都该知道,惊世骇俗的行为和大胆勇敢的自我剖析,更容易在当代艺术圈内 脱颖而出。从这种角度来说,的确是读书越多越反动。当然,我指的读书,是指在学校里读书的年头数,而不是指看的书。
只是在当时,八九年夏的那个晚上,我还想不到会有如此这般当代艺术的光景。凌晨之后我将离开生活学习了四年的杭州,我们同学分头将在未知的各处,迎接新的 生活的开始。我要搭乘的火车是晚上三点多的过路车,之前父母过来已把所有的行李搬走,只有空身一人和一辆自行车。那晚,杭州的天空云黑黑的,较薄。上面的 风可能不小,所以云走得很急,云的再上面,是一片淡蓝泛白的苍穹。杭州三面环山,在夏季,风很难穿透城墙一样的山脊,吹散盘踞在西湖四周的热气。湖两侧的 环道上,很多地方密密的树叶畸形地压住苍穹,在中央地带留出一道锯形的天空, 横卧在安详的杭州上面,低低的显得很不协调。而我,就像一个限期离开人间的游魂,游荡在杭州的各处,搞得非常伤感。
我是赶上好年头了。八五年,浙美附中文革之后再次向本省之外招生,学校百废待兴,很多附中老教师也重新上岗,马玉如为校长,马其宽为副校长,专业教师骨干 有徐屏、刘建、藤英、张浩、周雷等。文化课老师有周远鹏、虞藕、崔瑞同、甘卫华、翁振宇等,第二年马玉如回到油画系,刚从江西回浙的施绍晨先生接替了他的 位置,然后又引进了更多的教师。
八六八七年,学校先后花了三十万元买回很多进口画册,让我们第一次真正感受了除前苏联之外的西方艺术世界,第一年的基础课由刚刚本科毕业的两位青年教师张 浩、周雷带。张浩、周雷,听名字就像水浒中的好汉,本人也非常意气风发,最受学生欢迎了。第一次给我们上的竟是我们从未听说过的结构素描,主要教材来自于 包豪斯,整整一年,我们都被这种课程迷住了。但到了第二年,考虑到当时的各大美院的招生标准,我们不得不又从新画起那种强调光影调子的长期作业,很多学生 为此而迷茫,继而抱怨说我们被试验了一年。殊不知整个八十年代,我们中国就是一个大实验场,而今,试验艺术还是最时髦的东西,试验中的艺术家正大步走向世 界。

附中楼就在几乎正对老美院大门的一幢日式老楼里,而我们就像那些老楼墙上攀附的青藤,在四周疯长。前不久看到卡尔维诺的《我们的祖先》中 的布拉托丰阁,觉很像那时的附中。那是一个麻风病人的栖息地,远离人烟。外面的世界被因战争而分成两半的子爵搅得一团糟,只有他们过得非常的快乐,书中描 述他们的着装很像八十年代的艺术院校的学生,一有新人来他们还开联欢会,这就更像了。每年美院的新学期开始,总有开不完的舞会,那时美院与附中还在一起, 附中女生多,很受各系舞棍的欢迎,而男生则被描述成美院最狂妄的一群人。当时有一种说法是:一条路上同时走着附中生、本科生、研究生和大教授,走在最中间 的一定是附中生,偏中间的是本科生,溜边的是即将毕业的研究生,大教授在哪儿呐?说是被贴墙上去了。说是这么说,真实的情况是,潘公凯、胡振宇、韩立坤、 徐芒耀都给我们讲过课,那时他们大概还是副教授,都从正门进来,根本没有爱好贴墙的倾向,态度也都随和,韩先生还动不动就从衣兜里掏出加长版的三得利香烟 递给我们,我们也很快被他的糖衣炮弹击中,迷他迷的就别提了。这些都是我们附中的老师哥,八十年代中下期正是他们事业发展的上升阶段,在各个专业中,逐渐 成为实际的领军人物。学校大道上有时会有一位老先生,干干净净慈眉善目的,一看就是大教授,也没在墙贴着。碰见附中学生,还时不时停下脚步笑眯眯地看一 会,很像个老爷爷,那是我们的老校长——马玉如老先生。他的《素描技法》,当时的美院考生几乎人手一本,要放现在,老先生早发了。总之,一个完整而善良的 人,总能允许年轻人在他面前表达快乐,而快乐应该是年轻人的本质。
我听说在西方有这么一种观点,社会对于孩子非常宽容,尽量给予他们快乐的环境。一到成年,就毫不客气的迫使他在各方面努力,因为社会对个人的能力要求很 高。在我们这儿则倒过来,再小的孩子,只要一背上书包,就算背上了十字架,一路拖着走,要拖到大学。一到大学就算解放了,很多人开始疯狂乱来。我倒不觉得 放松几年有什么错,但无论如何,大学还是人在各方面学习的最好时机。也许是中国目前的现状造成的:社会对人的真实能力不太看重,对人际关系看得很重,好像 不是在生活而是在生小说。除了那些早熟的学生会干部(他们总掌握了内心世故而外表年轻的诀窍),很多大学生一入社会,立码变得很世故,老气横秋的样子。
附中的经验对于我而言,就像旧约里刚开的天空,迷迷瞪瞪,但都很快活,有些傻乐的味道。而当时我环顾那些初中时的同学,基本上都到了苦大仇深的地步,一个 个在高中的围墙内往眼镜上画圈。暑假回家,一听我谈起附中的事就从厚厚的镜片后面翻白眼。我们附中89届那班的绰号大多和动物有关,快成动物园了,年轻人 在里面精力旺盛,不知怎么发泄才好。有一年开学,来了一批新生,舞会之后,我一室中密友不知怎么对一新生一见钟情,不能自已了。宿舍楼刚熄灯,楼道里还有 一片杂乱声,他就对着窗外大吼着: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三声,才畅然睡下。声音激荡啊,有点隔山震牛的气势,听过的才知道什么叫作发自 内心。后来,整个附中加上大学部一片死寂,我相信全院的师生都听见,并且被这种原始自由的呼喊镇住了。我那哥们的绰号叫大灰狼。
刚开始的时候,宿舍楼是左右两个楼梯中间一个过道,男女生同住,大家来去自由,后来学校觉得孩子们多了又都已长大(有的已经开始留胡子了),应该独立些, 于是在中间加了一道很薄的木门,但很快这道木门就坏了,当时管后勤的老郁就挂着他那湿漉漉的头发(因为他头发稀头顶又老出汗)拿着木头来维修加厚。门就变 成了双层,第一天加厚过的门先是有了一道裂缝,而后,又有了一个洞,再然后,另一层也裂开了。后来这门很像《红岩》渣子洞大牢的墙体,里应外合过以后的样 子,比门框还大。奇怪的是,我从未看到过有谁搞过破坏,倒是老见老郁时不时的来加固。有一次我在楼梯口看到他兴高采烈、满头大汗的走下楼梯,一猜便知他又 来做隔离研究,而且小有收获。上楼一看,果然,木门上整整齐齐地被包了一层白铁皮,亮晶晶的很好看。不过我不说你也知道,这门还是风化得很快,老郁当时很 不高兴,到处询问,可是没人说知道。如果当时说出是谁干的,那是叛徒的话。那么现在,我们完全可以一笑了之的招出来。但除了有一次我见过班里一最纯洁的孩 子和人玩打仗游戏时,无意用竹竿顶破过一次之外,我真的还没见过某人故意搞破坏。也许有个秘密组织。可,以我当时的室外成绩,也是该组织积极吸纳的对象 啊?这真的成了一个不解之谜。
老郁带着很多疑问,早离了人间。说实在的,我还挺想他,真希望还能看到他挂着一缕半稀湿漉漉的头发,从附中的楼梯口高兴地下来。

附中整排寝室楼的对面是美院的教授楼,那里住着美院的上层建筑,不是领导就是教授。原来一直觉得那里很神秘,后来一次意想不到的机会上去 过一次:是向徐文强老先生道歉来着。徐先生那时是院图书馆的馆长,知道他的职务是因为在一次美术学院师生大会上。本来那个会议是肖峰院长主持的,肖院语言 幽默,会场气氛其乐融融,殊不知这老头突然抱着一大堆进口画册直不楞登撞向主席台,推开众人,气愤的打开那些画册,列举一桩桩一件件少了页数的画册惨遭陵 迟的案件。老头抖动的山羊白胡愤怒地戳向台下的芸芸众生,肖院长搓着胖胖的手侧站在一旁,不安地像个被当场拿获的惯犯。这一幕印象太深刻,太崇拜了。不是 因为知道了他是馆长,而是他的那种激昂劲。后来每每在校园里撞见他,我们都会驻步侧目。只是人生无常,殊不知这样坚强的外表下,怎会隐藏了一个神经衰落的 身体?——也就是说,老先生晚上睡不着觉。
要是你是当时浙美的图书馆馆长,晚上想象着此时可能有那么多的手术刀、剃须刀,在他的宝贝画册上嘶拉嘶啦的划,你估计也会睡不着觉的(毕竟那时浙美很为拥 有全国最好的美术类图书馆而自豪)。徐老先生当时的处境完全如此,而且很不幸,他的家正对着我们欢乐的206号宿舍。有一晚,我们高兴得出了格,叫嚷了一 晚睡不着觉,抽着烟喝着小酒盘算着下一步怎么拆掉这幢楼。突然,一柱探照灯光照来,我有些迷迷瞪瞪,以为美院被包围了(杭州街上小流氓对美院非常仇恨,认 为美院学生抢了他们的风头,哪天组织起来扑灭我们也实属正常)。可眼尖的同学却早看见了站在对面阳台上睡衣飘飘的徐先生,他手持一长约两尺的巨型手电,非 常准确地指向我们206的后窗。我探头看着这柱光,很担心对面的侠客会不会突然凌空踩着它过来。其他同学早就蹲下隐蔽起来,只有我不知死活的探头看了个究 竟。也许此举对于对面的老先生而言,简直就是叫板。本来此事也就告一段落,我们安静下来,探照灯也熄灭了。但年轻人的烈火,即便一个不太精彩的笑话就能点 燃,你可以把我们的宿舍比喻成一音响,它的分贝在那夜不断地调高。忽然音响的门发出轻微的敲击声——有人在敲门。那时,几乎所有的男生宿舍夜间从不关门, 大家不管串门还是回自己寝室,都是一脚踢开。在这深夜之际如此礼貌的敲门声那是凶多吉少啊!果然,门一开,巨大的光柱后面响起徐老颤动的吴音。那件事后来 怎样我都想不起来了,所有人都被吓傻了。第二天,施绍晨校长给了一门牌号让我们去赔个不是。
说到这儿大家大致也该猜出这一路俗套了。我们上门道歉,并且顺访这栋教授楼,觉得除了干净些也没其他了不起的。徐老先生不但不大声训斥我们,还递上水果很 像八十年代的教育记录片。唯一不同的是,我们还是旧疾难愈,夜间编着花样喧哗。徐老先生依然想着那些画册的命运,时不时拿手电晃我们一下。顺便说一下,他 也是附中最早的教员之一。

回忆附中生活,只觉得附中四年,下乡了四年。记得起的很多事情大多发生在那期间。在校期间的时间,倒好像才几个月似的。但下乡时我总很 懒。一到目的地,要先找个地方睡觉,所以错失了很多次欣赏大自然的机会。有一回梦见自己与另一人在一起,坐在陕北高高的山冈上遥望远处的群山。我们伸手从 身后一起拔起一把黄色的草,用力抛向空中,看着它徐徐落向壮丽的浓黄色风景里。我一直确信那只是一个梦,但有一次整理照片,看到我独自坐在那个山冈上。我 拼命搜寻却怎么也想不起是谁帮我拍的照片,一个干燥的土岗只好停泊在潮湿的记忆里了。
有桥的柯桥在附中二年纪下乡时,浸泡在南方的淫雨里。深夜小雨未停时,小哥儿几个去河边吃那种碗里有着紫菜和小虾皮上面飘着绿色的南方香葱的小馄饨。一叶 摇晃的乌篷船停靠在河边的小埠上,船主在现挂的灯泡下忙碌地摆弄几个简易的炉灶。我清晰地记得我们在那盏蛋清黄的灯光下,一张张年轻的,红扑扑的脸。吃的 时候,还不断地从胳肢窝里掉出捂得湿热的速写本。河对面小泥场上,枯立的掾木上悬挂着简易的白铁皮喇叭,妖妖地在风里晃荡,不断飘出邓丽君的靡靡之音。河 上面的风,一阵一阵穿透稀疏的小雨,声音也一阵一阵的,飘进大家起伏的胸膛。白天系挂在橼木下一串类似蒜头的可疑物,居然是一排灯。闪烁在黑色的河浜上, 显得非常骄傲。当时,有条脚船在黑色的河面中央快速地划走,回头看时,只见到一排锥形的水纹无声的向远处追去。当时的感觉,就像一段怅然的无法挽回的梦。 现在想来,那划走的正是时间。
你现在很难再听到轰鸣的蛙声了。江南夏季的夜里,总有这么一景象,在排成黑色方块的田间,总有一柱移动的光在晃动,那是农民在采摘蛙声。到白天,它们会变 成白花花的肉,并保持着跳耀的姿势。某次下乡的最后一天晚上,碰到的就是那种采蛙人。我和一女性同学同约野游田野,那田野真的是蛙声一片,我们之间不轨的 距离大概也就只有半米,但这距离足足拖了有三公里。离驻地越行越远了,我们出发得晚,天不但黑透而且没有任何星星。路开始一脚高一脚低,不知什么时候我们 开始害怕起来,回头看,身后不远处有个白色的人影,不紧不慢的跟着我们,随时保持着距离。我逐渐紧张,甚至后悔怎么支吾出这趟浪漫之旅,这下好,成了恐怖 之旅了。我正发愁哪,突然我的右臂被人紧紧抓住了,一刹那,我们甚至能听到彼此沉重的呼吸声。现在时髦地说法就是已经几乎到了零距离,我和我喜欢的女孩只 隔着薄薄的、滑滑的一层的确良衬衫——这种感觉真好呀……在这个世界上,能让男女之间产生好感觉的行为,起因大凡都源于大胆男性的主动,只有懦弱的男人才 能感受到另一种幸福。这时,后面那人也拧亮了他的电筒,原来他只是一个采蛙人,要对青蛙动手了。到现在为止,农村还禁止偷猎野生动物,大概那哥们一看这边 的动静,知道我们不是吃公家饭的,也就放心不再装神弄鬼,毕竟生存重要。这边,我们一直默默的走到深夜。对我而言,那是一个值得记下的夜晚。可惜回城之 后,我们彼此之间突然变得非常冷漠,那是一种无法解释的冷漠。
下乡是学生发生爱情的时光。但不知为啥,八十年代男女生之间的关系总挺别扭的,一下乡好像天地之间有的是恍惚的感情。一回城却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我和很 多那时的大学生谈过这种感觉,大家说起来都有过类似不同的经验。也可能是回到城里,一切都太具像,好像鬼魂转成人形,彼此看着索然无味。过去有位认真的老 师,说他年轻时的感情,是被对学习的渴求扼杀掉的。我相信他的说法,但不喜欢。把年轻人的感情和求学的热情比作一对不共戴天的杀手,把一对平行的需求,比 喻成非此即彼的仇家,很不严肃。严肃而人性的说法是:人在成长过程中,真正面对男女情感的发生时,彼此是要有勇气的。对此,我们很多人都曾错失过。这种错 失发生率很高,不仅仅是因为我们懦弱,而且,在我们的教育、传统乃至日常的生活里,我们从未被告之,如何与人正确相处和相爱。

在王家卫的新片《2046》里,有一间奇怪的寓所,那正是2046号房。王的片子一直很小资,本片一上来就是一个女人伏在一棵树上述说秘 密,那女人的姿态像是探着身段偷看黄带。我是满喜欢那种感觉的,情色正是述说秘密的状态。我后来学的是雕塑,总觉得人类最完善的表达形式还是电影与文字。 电影中的2046让我想起了我们的206寝室。附中小孩不让抽烟(抽烟有害健康),十一点之后寝室楼还要拉电闸,但一拉电闸,我们就开始抽烟。因为熄灯之 后不会再有老师光顾。夏季,我们光着上身像成人一样的叼着烟,看黑暗中时隐时现的星火,感觉那正是希望之火逆反之火,未来可以借此燎原。到白天,那些昨夜 留下的烟头就成了秘密,秘密需要存放,宿舍又找不到王导演的树,所以只能将就将它们塞入双层床架的圆形铁管去,那里面是空的。几年下来,那些床管装满了香 烟秘密。其实这很不好,我不会鼓励自己或我的学生再干此事,现在超市里各式烟缸价格公道花样繁多,不少人将收集烟缸与弹烟的姿态提升到一种格调。我有些惆 怅,觉得此事正是八十年代的艺术生活与现在所谓小资生活的真正差别。那种生活粗糙而真实,小资生活细腻格调高尚,但有些虚拟,它使我们不再关心那些真正的 感情。
从小,我们受到了很多的爱国主义教育、集体主义教育、争当螺丝钉的教育。可突然之间,有人说我们之间礼崩乐坏,街头巷尾充斥着极乐的末世情绪,人与人交往 的潜台词是犬儒主义。在后来我有限的经验里发现,人们是那么的不快乐,要么纵欲要么压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我非常怀念附中的时光,那是我的乌托邦。我 相信我的那些老师们,实际的生活并没有我们学生所看到的那么平静。或许他们曾失眠于某次分房,或许他们曾抱怨某次职称的评定。但他们保护了我们,让我们在 短暂四年里,享受到了年轻人所该享受的自由和天性。再后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了很多秘密,有时是对某种人物的愤怒,有时是对于某种生活的厌倦,有时是对 某种东西的向往。但我们得常常小心翼翼的将它们隐藏起来,如果你足够小资,你就可以将它们装进树洞。或者让秘密如在地表的积水,任往后的岁月慢慢将它蒸 发。
八九年七月的那一个杭州的晚上,我一直骑车骑到杭州当时破旧的火车站前,扔下伴了我多年的自行车,在凌晨,坐上一辆过路的火车独自回家。
那辆自行车,开着锁,我相信它在等待下一个需要自由和天性的乘客。如果你说你还能找回那辆车,那么我相信,我能找回我全部的过去时光。

 

瞿广慈
2004年10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