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鳥兒”問答——我的藝術和生活

 

 

看,這個胖子! 

胖子是被問到頻率最多的問題。為什麼是胖子?我其實很想說,藝術家產品說明裏第一條就是“不許問”。但好奇的人性中,排前列的也是喜歡“追問”。被問的多了,我會回答說是為了形象的誇張,如同一個歌手前面有個麥克風。一個靈活的轉身和一個胖子的轉身是不一樣的。其實,胖和吃有關,中國人太愛吃了。在最開始創作作品時,我不希望這些人一直在吃,以吃直接展現他們的胖,又回到一種二元對立的創作形式。實際上,太多人通過表現二元對立獲得成功,二元的內容容易圖示化。而對於一個創作者來說,我要通過一種形態表現出社會不是非黑即白的另一面。我反對藝術家過於脫離現實生活,僅僅為了玩一種形式。真正的力量來源於隱藏在社會裏的很多東西。

 

雕塑

雕塑對於我來說,是個拐棍,我拄著它,像個瞎子摸索著走出來了。它是我的一個工具。因為沒有孩子,人生對於我來說已經算是一個圓滿的句號。所以,我更看中過程。過程中我尋找各種內容不斷地做填充,雕塑是其中最重要的填充物,已經成為我自己的一部分。這一點我和向京不同。雕塑對向京是什麼呢?是情人,彼此獨立,又愛又恨。當然這只代表我自己的觀點。雕塑的過程非常繁瑣,工期很慢,常常把她折磨得要死。但她肯定是愛的,否則不會把作品做成那樣。

最初學藝術,是因為喜歡;後來考大學,變成敲門磚;後來又變成了命題作文,解決生存問題;當我進入體制,又變成了一個對抗的工具,它的存在,令我在面對領導的時候,不懼怕他;面對老師的時候,也不懼怕他,因為我有能力。這是比較淺的一面。另一面,在不斷創作的過程中,它不斷成為我自己的一部分,令我越發獨立和自尊。創作鍛煉的是一種思考的能力。

我沒有覺得自己特別愛它。有時候我會覺得自己也可以成為一個做文字的記者,如果中國做記者的環境好的話。雕塑是我探尋世界的一種方式。有學生到工作室看我,發現我做的裝置都沒見過,很好奇是什麼時候做的。有些人通過做裝置變得很玄乎,我就想自己做一下就知道怎麼回事了。我做完後也沒有做展覽,也沒有特別給人看。我不需要用做裝置證明我自己會做裝置;也不用通過做裝置表明自己很前衛、很跟得上時代。藝術說白了是很個人的事情。每個人都可以通過不同的方式做一件事,可以寫詩、唱歌、跳舞。選擇什麼方式來自於個體的好惡,一個人的世界觀就是自己的愛和恨。

 

我們這代人

我們出生於1967-72年這麼一批人是特別幸運的,是最既得利益的。之前的人還是吃了些苦。我們讀書階段社會變革比較大,我們在其中坐享其成,待在一個相對好的機制裏頭,一出來就有很多機會。而後面的人則面臨很大的競爭。更大的紅利在於,我們這批人有機會擺脫體制,跟著體制的都完蛋了。我們以不同的方式走出來的,尋找了不同的方向。中國當代裏,中國當代藝術有多麼特別,更多因為中國當代社會比較特別,中國當代藝術像一面鏡子,把社會複雜的一面折射出來了。

 

“四人幫”

從附中開始,我身邊學藝術的人不斷在減少,到了這個年紀,還在做創作的人已經非常少了。特別是我這一代,更是如此,能堅持的都在一直堅持,不能堅持的早早退出了。在中央美院的時候,我、向京、(陳)文令、曹輝我們四個人關係最好。文令是福建泉州人,跟向京爸爸一個籍貫。當時文令和曹輝上的是進修班,原本是不能插到我們本科班的。但是他們倆都屬於特別能混的,不知道怎麼終於就插進去了。介紹文令的時候,向京說這是我老鄉,我們也就整天一起混。當時我們在大學裏做雕塑,玻璃鋼材料都是包給別人的,石膏模自己做。為了省錢,我們決定玻璃鋼也自己做。當時賣材料的地方在八王墳,我跟文令從王府井騎車騎過去。我也不知道從哪兒弄來的一輛車,好像是向京她爸的老車,把鎖撬了。文令的車比較大,我們把買的兩桶材料放在他的後座上。我們倆一邊騎一邊聊天,正騎得高興,文令的自行車“啪嗒”撅成了兩半。現在回想起來還有點不可思議,一輛自行車瞬間分屍了,還有一個活人坐在上面!也忘了我們倆是怎麼帶著材料回到學校的。文令回到學校後,一想不行,自行車拿回來賣還能賣5塊錢呢!我們又決定回去找,但是沒找不到。

文令和曹輝從進修生轉成研究生又變成博士生。我是4個人裏最不勤奮的,但在最初,我屬於對未來的判斷上比較有腦子的,他們總說我是指路的明燈。有一天,我想專門寫一本書,寫我和身邊這些朋友們的事情,比藝術有意思多了。

 

我和向京

我和向京是完全不同的兩種人。向京自己就是一個世界,她作為藝術家的成長是非常順理成章的。而我,往往從這兒找點東西,從那兒找點東西。我們倆在藝術的道路上都有很多機會,但從一個家庭來說,並不需要兩個這麼個性的藝術家。另外,好的藝術家除了作品本身要夠好,還需要足夠量的東西才能樹立起他/她的位置。這樣的話,從社會和個人資源都需要去霸佔。我自己覺得不是很有必要,雕塑沒讓我愛到那個程度。

當然,像我這樣對藝術的態度也是不行的。藝術創作需要互動,作品做出來的時候,它是獨立成長的。一個好的藝術家為了這個作品花多少心思跟他在一起是非常重要的。我不會刻意地對所謂的一個細節特別著迷,一定要把它描述出來。我在這方面敏感度不夠。向京就很強,她從不刻意,一個形象和感受隨手粘來。細節感是很難模仿的。所謂天才就是她能看到細節,你看不到,這是上帝給你的東西。這幾年藝術圈功利性的環境越來越大,向京比較幸運,一上來就被接受,這幾年對藝術又很堅守。我始終在創作中保持一份幽默,幽默是能夠在現實生活中堅守自己的方式。自己不幽默也就被幽默掉了。

 

人生拐點

人生中有兩件事對我的改變特別大,一個是分配工作,一個是在上海師範大學當領導。前者改變了我的命運,後者影響了我的藝術之路。我第一次在大學得獎是大二大三的時候參加美協的全國展,獲得了一個優秀獎。後來這件作品丟了,找美協的人談,他們就說找不著了,沒了,這是體制特別可惡的地方,他們可以對你無需任何交待就把你結果了。第二次在學校裏獲獎,年度三等獎。我大學期間得了很多獎,基本上參加就會得獎。畢業創作《王府井》,做了三個人,獲很多獎,現在在中央美院收藏,給了一千塊錢還是多少忘記了。但是得獎並不會給直接的好處,老師會說,這個時候就更需要夾著尾巴做人。當你高興的時候,有很多人不高興,還沒輪到你呢。

我在大學雖然專業好,但是留校並不容易。很多人都可以留,但是指標就這麼多。我當時就知道,我留校一點戲沒有,即使有人幫你,也沒有機會。我考研究生是為了留在北京,為了向京。我對北京始終沒有很強烈的感情。我挺想回上海的,本科畢業上海同濟、油雕院都能進去。但當時覺得這女孩挺好的,最早她打算去美國,也是因為我沒有去,她絕對不會去上海,我覺得自己得對感情有個交代。想留在北京唯一的機會就是考研究生。

那個冬天,我住在向京爸爸一個學生的家裏,向京一個禮拜來看我一兩次,為了讓我安心復習英語。我的英語直到現在都很差。那時候開始抽煙,除了買方便面和速凍餃子,我幾乎不出門。早上煮點餃子,放在外面凍著。那種狀態覺得挺幸福的。我學習英語的方式就是做考卷,開始先用碰運氣的方式,做十張試卷,如果亂勾的話,最高能得30多分。如果自己考的話也就是178分。但是這個分數必然考不上。很多人說如果不去讀考前班,絕對沒戲。我又是一個只有用自己的方法才能學的人,最終的結果就是瘋狂做試題。從10分到20幾分直到40多分。每次做完試題我都會給自己估個分,大差不差。考完,我估自己的成績應該在45-47之間,結果是46分。我聽力和閱讀完全沒寫,只寫選擇和填空題。現在我對數字養成了一種非常精確的習慣,我認為是從做英語試題開始的。

研究生畢業的時候,本來已經確定了留校,結果一些年輕老師反對,最終還是沒有留成。這些事包括後來我在上海當老師直到做院長助理,令我對體制本身有了深刻的洞悉。向京畢業後在《大眾電影》,也是做得無比痛苦,人事複雜,閒言碎語。她做美編,之前的美編做了很多年,在凳子上做出了一個型,我笑話她,很快這個型就會變成她的。剛好我又沒留成校,決定兩個人一起去上海。

 

為何做稀奇? 

稀奇對於我和向京來說,與其說是一個品牌,不如說是我們做的一個社會實踐,一個藝術公共專案,在這個平臺上,去檢驗藝術、社會、設計、生活和慈善之間的深度和廣度。實踐是人生最直接的力量。為什麼會有人無病呻吟?正因為脫離了最現實的社會。

去年我和設計師一起到東莞的廠子裏做包。工廠的車間裏密密麻麻坐滿了人,但是始終有一個位置空著。那個位置在喇叭邊上。工廠老闆為了營造一種打雞血的狀態,放的都是讓人躁動的縣城音樂。但是我們沒辦法,時間不讓我們等,我們只能跟著裁縫一起坐在高音喇叭邊上。當時坐在那裏一身虛汗,流了滿地。在此之前很難感受到這些。而這些經歷,令我感受到中國更現實的一面。北京和上海這類大城市也有它的現實面,但和工廠完全不同,反差也沒有那麼大。

在很現實的條件裏的時候,作為最直接的感受者,會有新的刺激。文化和社會之間需要一個載體,情緒、憤怒都是非常重要的,這些像一個攪拌機,是一個載體,給藝術家填充不同的養分。我反對藝術家過於脫離現實生活,玩一種形式。稀奇對我最大最直接的感受力,是我通過這個載體和社會產生了比較大的橫截面,讓我跟地氣接得更緊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