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京:我是丈夫瞿廣慈的鐵杆粉絲

 

南方人物週刊 ︱劉欣然


旗艦店開業


  誤打誤撞,瞿廣慈開始成為商人。


  4月底,“稀奇”的三裡屯Village旗艦店熱熱鬧鬧舉辦開張酒會。“稀奇”這個名字是向京起的,對應夫婦倆姓名第一個字母的組合“X+Q”。


  暗紅色的店面裡,左邊擺著一排排的包;右邊放著稀奇的主產品——瞿廣慈和向京夫婦的作品;中間的檯子上躺著絲巾、手機套、iPad套等等。


  三裡屯北區是全球頂尖奢侈品雲集的地方,稀奇的店面鮮亮時尚,充滿濃郁的藝術氣息,在大名鼎鼎的鄰居們注視下,一點也不露怯。


  到目前為止,稀奇已經有了4家直營店,還有包括連卡佛、香格里拉在內的12個銷售管道,海外的管道也正在談,而它只是一家成立一年半的中國品牌公司,擁有正式全職員工才一年。


  向京的一組作品在2010年拍賣價超過了600萬元,創造了當時中國雕塑家的最高紀錄,瞿廣慈的作品在公開拍賣平臺上也達到一百多萬元。當代藝術市場專家、《Hi藝術》執行主編伍勁說:“中國影響力排名前20位的當代藝術家全是億萬富翁。”


  酒會來了許多人,這對夫婦為人善良隨和,人緣很好,我甚至看見一個紅衣喇嘛在店裡逡巡徘徊。大家穿著時髦,喝著比利時商會贊助的啤酒,熱情高漲地反復打量那些商品。我的朋友看上了一個黑色爆銼紋牛皮的大包,一分鐘猶豫後,她就掏出了信用卡,舉著包一臉興奮地對我說“打完折才3000塊!”


  當天晚上一共有9個包被這群著了迷的人領走,瞿廣慈第二天在微博上寫道:“大家對稀奇包的熱情讓我欣慰,包和絲巾是我們稀奇走向日常實用品的重要一步,對我而言也是最陌生的挑戰。”


  這條微博招來了一片祝願、讚揚和期望,希望稀奇能夠成為中國的著名品牌,不過也有不和諧的聲音,說兩個藝術家這是在“自降品格”,既然不缺錢花,就應該活得“清遠一點”。


  向京說:“一些人不鹹不淡地說,呦,你經商啦?藝術家說這種話最沒善意了。”李冬莉聽到的更粗魯直接:“這兩個藝術家想錢想瘋了,已經這麼有錢了還經商。”


  上海人瞿廣慈認為,自己做稀奇品牌的很多想法跟一個藝術家差不多,不必在意把自己列入商人還是藝術家隊伍中。對他和向京而言,“稀奇與其說是一個品牌,不如說是社會實踐,或藝術公共項目。”他打算“在這個平臺上去檢驗藝術、社會、設計、生活和慈善之間的深度和廣度”。


  
一個盒子


  2009年下半年,瞿廣慈一直在為第二年5月要在香港舉行的個展做準備。為了適應香港快節奏、高度商業化的特性,吸引觀眾的注意力,瞿廣慈將作品《天使》卡通化物質化為《彩虹天使》。


  對他來說,回歸工作意味著通過了金錢以及生活變故的考驗。2005年到2008年當代藝術市場價格狂飆,金錢像滔天巨浪一樣湧來,“這不是對心靈的考驗,簡直是對靈魂的震撼!”瞿廣慈說,“我覺得在那一兩年裡,誰都在洪水滔天面前不知所措,沒有一個藝術家不被價格干擾。”


  2003年國內還沒有當代藝術市場,張曉剛、方力鈞、劉野、周春芽等人通過國外的畫廊代售,價格大多是幾萬塊人民幣一幅,已算相對活躍成功,劉小東一幅畫的價格是1萬多美元。


  2005年4月,伍勁幫一個客戶買入劉小東的《十八羅漢》,50萬美元,平均下來每張將近3萬美元,“這算是批發價,零售價已經是6萬美元了。”


  2008年4月,香港蘇富比春季拍賣會上,《十八羅漢》一舉拍得6192.75萬港元,合美元800萬左右,3年時間,15倍漲幅。張曉剛的《血緣:大家庭3號》拍得4736.75萬港元,郭柏川、嶽敏君的單幅作品也以超過2000萬港元成交。


  向京和瞿廣慈在這幾年也是一線的價格,七八十公分的小作品就能賣到幾十萬元。


  藏家越來越多,直接追到瞿廣慈和向京的工作室,天天盯著他們要這個要那個。儘管盡可能地把買賣推給丈夫,向京仍然備受干擾,“天天讓你騷動,讓你焦灼,特別煩。”


  很多買家對瞿廣慈非常有意見,“別人抱有一種心態,你是藝術家,就應該清高,可他們又喜歡跟我砍價,我覺得很煩。很多買家背地裡說我像個奸商,可是90%來買東西的人都是做投資賺錢的,我不成為商人,就是傻子,對不對?”


  2008年春拍是當代藝術最後的瘋狂,之後行情急轉直下,90%的炒家都不見了,很多藝術家自那以後也幾乎沒有賣出過作品,但幾位元核心藝術家的作品價格又上漲了幾倍,包括向京。


  2008年,向京老父纏綿病榻半年之後病故,兩人基本上都在北京呆著,沉浸在悲傷之中,無法工作。2009年,他們搬回北京,不再過多地參與公開拍賣,重獲平靜。瞿廣慈很高興,這一年他開始做《鳥兒問答》系列。


  看著這些鮮亮的、粉嘟嘟的天使,瞿廣慈想讓它們住上“超級棒”的包裝盒子,沒想到一做就是8個月,飽經磨難。


  “你以為設計好了交給工廠就行了,其實根本不是那麼回事。跟中國工廠談契約沒用,他們在極其殘酷的環境下生存,為了拿單子,拍胸脯什麼都敢保證,實際上能力、品質、時間都完全不靠譜。”


  工廠做出的樣品第一次拿給瞿廣慈看的時候,他完全傻掉了,“絕對沒戲,太醜了。”然後是一個多月的反復溝通,瞿廣慈經常火冒三丈,“有一次打電話罵得狗血噴頭,當時正開著車,恨不得把手機都扔到車外頭去!”


  工廠主有一天給瞿廣慈發了封E-MAIL,然後就死活聯繫不上。設計師很著急,說瞿老師,這孫子肯定拿著你的錢跑了。“我說再等等,說不定他沒有暫住證給抓起來了。”再過3天還是沒有任何消息,他揪著心開車去工廠看。


  先看見工廠主的老婆,瞿廣慈問,他沒事吧?答,沒事啊,在工廠呢。怎麼沒消息啊?我們也3天沒看見他了,好像你們的東西做不出來,3天3夜沒睡覺了。


  快到工廠時瞿廣慈遠遠地看見工廠主,頭髮亂蓬蓬,臉和衣服都髒得不得了,正奄奄一息靠在牆上曬太陽。瞿廣慈本來氣急敗壞,看見工廠主這到模樣就心軟了,什麼也說不出來。


  盒子一大就容易變形,有時只要再增加一公分突然就變得非常困難,成本成倍增加。中國工廠習慣把東西做到五六十分,往好裡多做一分都極其困難。


  “他說瞿老師,你再給我一點時間。”樣品第二次送來,已經很接近瞿廣慈的想像了。看著第三次的樣品,瞿廣慈覺得,哎呦,這東西可能要行了。工廠又做了20件,瞿廣慈覺得顏色不勻,工廠主立馬拿回去全部烤漆。“這成本多高啊!”瞿廣慈說,“烤漆加上記憶棉,後來我已經是不計成本了。”


  最後雙手捧著這個盒子,“我感到無窮的驕傲,奢侈品的盒子,你會覺得很好,但沒有我們這個這麼好。它本身就像一個作品。”
  看到一個農民一樣的中國人,最終能做出這麼完美的東西,瞿廣慈覺得“藝術家要真真切切地瞭解中國,就是要從這樣的事情做起,從‘鏟地皮’開始,而不是變成脫離現實的貴族。”


  瞿廣慈經常拿著盒子向朋友炫耀,他認為這是稀奇的起點,“我們商業的起點還是非常高的。”


  
瞿廣慈和李冬莉


  在香港舉行的名為“飛天使者”的展覽很成功,連卡佛也想試著賣賣這些“彩虹天使”,兩三個月裡賣出七十多件。2011年這些天使在連卡佛賣了兩百多萬港幣,在同類產品中賣得最好。


  在自己的工作室,瞿廣慈東一個西一個賣著玩兒,後來算了一下,一共賣了七十多萬,“嚇了我一跳。”由此他萌生了開店的想法:10平米就夠了,只賣天使,就叫“天堂”。


  從“天堂”變成“稀奇”,李冬莉是重要的助推器。2010年夏天的一個下午,瞿廣慈在798四處張望,尋覓適合 “天堂”的店址,他遇到臺灣羅芙奧拍賣公司中國區經理李冬莉和她的同事張丹丹,3個人坐下來聊天,越聊越激動。


  這年10月稀奇註冊成立,第二年3月李冬莉正式加盟。加入稀奇後一個朋友打趣她:“你以前是賣飛機大炮的,現在改賣自行車。”對這兩個藝術家經商的非議,李冬莉覺得匪夷所思:“他們一個雕塑賣幾百萬,掙錢多容易啊,我提成也輕鬆,如果就是為了掙錢何必幹這個?”


  李冬莉加入後做全年預算,劃出兩萬塊出差費用,瞿廣慈驚訝地說:“你做出差費用幹嘛,我們在北京做做就行了。”結果倆人第一次出差花了就不止兩萬。


  798的店址一時半會兒找不到,銀泰集團老闆娘張婉茹一直喜歡並且收藏向京作品,她伸出援手,特地在銀泰百貨騰出一個很好的地方。張婉茹說:“朋友歸朋友,生意歸生意,我看好他們這個項目。”銀泰百貨位於國貿對面,在北京CBD的核心區。2011年3月,稀奇第一個直營店開業,6月,在798的直營店開業。


  4月,瞿廣慈和李冬莉到東莞去找工廠。兩個人拖著旅行箱給了計程車150塊,計程車走了一段把他們放下來,留下30塊,把120塊給下一個計程車;下一輛車又走了一段,留下20塊錢,把剩下100塊錢給再下一個人,廣東話管這叫“賣豬仔”。輾轉幾次之後,計程車司機沒好氣地說不走了。瞿廣慈和李冬莉拖著行李又坐上了蹦蹦車,一會兒腳就麻了。


  他們有時花5小時去一個工廠,接觸5分鐘就發現不合適。幾十家工廠找下來兩人被現實徹底震翻:“除了盜版,沒有一個中國品牌找他們做過東西,一個都沒有!這麼多工廠,幾百個品牌在裡面加工,一個中國的都沒有!”


  瞿廣慈驟然意識到:“中國品牌在我們的生活裡缺失得太久了,生活中一切好品質的東西全是西方的。”李冬莉說:“瞿老師最早跟連卡佛合作,做了一把叫‘吾本木’的椅子。在商場裡人家告訴你,中國的東西就是不行,不能賣這麼貴,老外的東西也是在中國做的,人家說老外的東西有品牌積累和沉澱。”


  “一開始我們並沒有那麼高的雄心壯志,想做一個中國品牌什麼的,可是一旦做起來,這些外在的東西就老激著你。”李冬莉說。


  
藝術家暴發戶


  今年2月,我和稀奇的員工到向京和瞿廣慈家裡做客,他們住在離國貿走路10分鐘的頂級公寓裡,房間很大,優雅漂亮。
  1995年,向京即將從中央美院畢業,班上4個姑娘一激動攢了個“三月四人展”。那時候瞿廣慈和向京已經戀愛,為了支持向京,瞿廣慈琢磨著把相機賣了,這樣作品就可以鑄銅。向京是那種始終活在對自己的質疑中的天才,苦悶的大學年代裡,她一度想“當個賢妻良母算了”。


  幾個姑娘拿肥皂之類的東西刻了個章,畫了個大桃子,自己印了請柬。展覽很轟動,來的人特別多。向京的一件作品當年在嘉德順利拍出,一萬多塊錢,相當於當時普通人一年的工資。後來瞿廣
慈的作品也在嘉德上拍。拍賣平臺上雕塑家一撥一撥換,兩人則多年屹立不倒,也就是說,他們自出校門後就沒有經歷過錐心刺骨的窮困。


  1995年,方力鈞非常欣賞小姑娘向京,看完展覽後請她吃飯,講他當年在圓明園極度窘迫的狀況:每個月最後幾天就剩一束麵條,分成幾把,一天吃一把;專門有一個小本子記著各種欠帳,每到月底拿著小本兒挨個兒問,我還欠你兩塊錢,欠你5塊錢……人家說算了算了,他就說那我下個月再還,這個月真沒錢了。


  藝術品市場火爆後,藝術家們從三餐不繼一躍成為社會頂層階級,他們住豪宅、開好車、抽雪茄、打高爾夫、代言瑞士名表、出入時尚party、在全國各地買房子,還經營飯館、畫廊、洗腳屋等各種生意。


  向京直言不諱地說:“我們都是暴發戶,都在學習怎麼花錢。現在得了這錢,一堆土人,拿著錢都傻了。”


  瞿廣慈的理財方式是買藝術品和房子,“短平快地解決戰鬥”。向京則完全不在現實中活著,每次瞿廣慈一說買個什麼房子,向京都特崩潰,痛苦地一扭臉:“不買!”後來瞿廣慈就不跟她商量了。


  兩年的茫然混亂之後,瞿廣慈“慢慢對錢也不是很有感覺了,見多不怪”,“今天有人要買,我不是很激動,那個人突然說不買了,我也不沮喪。”


  
瞿廣慈和稀奇


  接上了地氣兒的生活讓瞿廣慈高度興奮,他張開雙臂擁抱這種生活。“他跟工廠來回掰扯,廣州臺灣香港一趟趟地去,事無巨細全部都管。這麼多年我們一直是共同戰鬥,這次我突然發現自己成了旁觀者了。”向京說。為了經營稀奇,瞿廣慈出差時回歸了平民生活,乘普通艙,坐摩的,在路邊沙縣小吃或者牛肉餅店充饑。

  除了銀泰和798,位於市中心的朗園Village也給了稀奇很好的位置和條件,對方說,很希望你們品牌進來,我們肯定給最好的條件。太古地產在三裡屯Village的一層給了稀奇一個展示亭,無償使用一年,很多機構知道後驚訝極了。


  瞿廣慈和李冬莉被刺激得每一天都血脈賁張:新的店需要有新的產品,新的產品又需要開新的店來增加銷售攤薄成本,新的店再需要更豐富的產品……有一天瞿廣慈感歎:“我終於知道什麼叫‘忙死了’。”

  瞿廣慈投入之深讓向京吃驚,“這是他這輩子改變最大的一回,在上海師大藝術學院當院長助理的時候都不如這次。我在旁邊看著,也挺感動的。其實他身體不是特別好,心臟、哮喘、鼻炎,血壓也不穩定,在外面精神,回家就癱了。”


  有一天,瞿廣慈開車去大興找包裝廠,開著開著他對李冬莉說:“不行了我要快死了。”那段時間他一直在哮喘,“當時沒帶藥,南城也買不到藥,他們都嚇壞了。”有一段時間瞿廣慈經常拿著心臟病的藥。


  與工廠溝通是瞿廣慈耗費精力最大的環節。一開始他把包放在東莞做,找的是為阿瑪尼代工的大廠,請一個香港朋友代管。後來他發現東莞全是大企業,不接小單,別人代管品質也問題重重,稀奇還是要去找中小型企業。


  春節後,稀奇一度想包下一個工廠,很快又發現不行,工廠主打電話來讓稀奇解決員工的種種問題。”


  從當藝術家自己動手掌控一切,到現在無法完全控制;從管理自己到管理十幾個人的團隊;從在工作室搞創作、跟朋友唱歌打球,到變得像個陀螺一樣飛轉,“我以前過的是什麼日子,現在過的是什麼日子。”瞿廣慈感歎。

  瞿廣慈變得易怒,2011年大半年裡創作基本停滯。“那段時間經常是助手給他搭好了架子,他也做不出來。”有一天在工作室,向京問:“廣慈,你以後就不做雕塑了嗎?”


  2011年底,稀奇的店已經開了4家,可產品出不來,品質問題也很多,作廢了一堆包。經濟上也頗有壓力,本來計畫投入200萬,後來花了八百多萬;宋莊的工作室大概要花八九百萬;親戚生病、朋友需要幫助,瞿廣慈很焦慮:“這麼多事情要處理,家裡一年怎麼要花那麼多錢呢?”生性樂觀的他一度想到失敗,半夜驚出一身冷汗。


  “後來我想好了一個底線就不焦慮了,1000萬,這不光是錢,還有我們的生命和全部創造力,已經這麼努力了如果還做不好,那就說明我們不行。”不過好幾個做國際大牌子的朋友都說稀奇能行,瞿廣慈說,“我相信他們的判斷力。”


  做包浪費了3個月之後,瞿廣慈深覺一定要自己來管,深入瞭解生產是怎麼回事。2012年春節,他回上海歇了幾天,初六就出門了,再一次到廣州地毯式搜尋工廠和原料。


  
“中國製造”變成“中國創造”


  2011年12月底,瞿廣慈和徐浩在稀奇銀泰店第一次見面,當時稀奇做包進展非常不順利。徐浩在法國待了十幾年,在世界頂尖的品牌工作過,想回國開創自己的品牌。兩個人一拍即合,一高興喝了一瓶多威士卡,後來徐浩加入稀奇任設計師。


  “他們很乾淨,是純粹的藝術家。”徐浩評價瞿廣慈和向京,“我覺得我也挺乾淨的。”他認為中國很多知名設計師沒有信仰,今年和明年沒有關係,作品沒有一以貫之的理念,老外覺得“很怪”。很多長住國外的設計師又會臣服於國外品牌,“我不一樣,我回來就是想跟他們幹,過十幾年創造出中國自己響噹噹的東西。”


  5月,我隨瞿廣慈和徐浩一起到廣州看工廠。廣州市區附近的永泰村是著名的A貨生產基地,不起眼的居民樓裡是一家家低劣的小作坊。有一家能夠做手工繁複無比的“起鼓”工藝,十幾平米的小屋子裡擺著四五台縫紉機和兩張大桌子,攤著各種難看傖俗、模仿各個大牌的包。出門之後徐浩說,其實這些包的皮子品質跟CELINE差不多,成品就天上地下了。


  紮到社會底層的瞿廣慈發現現實極其殘酷淒涼,“他們給我一張名片,叫王森,其實他不叫王森。為什麼?他們生活在灰色地帶,這樣方便打一槍換一個地方,他們不偷稅就沒法生存。”

  又去了長紅村一家中型皮具廠。這家廠有六七十人,一年能做五六萬個包,主要客戶是韓國以及俄羅斯進出口商。“正月初八我第一次來,廠裡還沒開工,阿權和阿花正在吃飯,很屌的,不愛搭理我,我也不在乎。中國的工廠基本上生活都很艱難,整天都有人騙。”瞿廣慈說。


  瞿廣慈和徐浩來了好幾次,老闆阿權才願意為稀奇加工。“他們的設計很另類,做起來工人很累,我又不缺單子,幹嘛要那麼累?”阿權解釋自己為什麼推三阻四。


  “假如我們中國的設計師能夠做出些品牌,他們就能夠轉正,從遊擊隊變成正規軍。”瞿廣慈說,“十年後如果我們牛逼了,就能給阿權更多的附加值。”


  就在瞿廣慈這次來廣州之前,阿權又不想做了,因為稀奇的設計特別,品質要求高,工人做出來的東西經常出錯,雙方爭吵無數。“其實他們能做,只是以前沒人要求他們。”


  第二天,我們又到白雲區江高鎮去看另一家工廠,這家工廠有七八百人,客戶包括UGG和Alexander Wang,工廠更正規,產品品質明顯更好,但一個顏色的包最低下單500個,稀奇只能下單50個,而且成本要高一大截,瞿廣慈和徐浩反復商量糾結。


  稀奇的包包等副產品現在不賺錢,一半成本要付店面租金或者給代理商, 1/6成本是生產成本,還有1/3用於公司其他支出。雖然有資金壓力,但瞿廣慈不打算引入投資者,擔心盈利壓力太大,不能將稀奇發展成理想中的有競爭力的品牌。“我打算用主產品的利潤養著副產品兩年,慢慢找到我們的定位和競爭力。”稀奇不打算引入投資者,不過798已經有人用稀奇的盈利模式找錢了。


  “只有藝術家才會做這樣的事情。”郭羿承說。郭是臺灣ARTKEY藝奇文創集團老闆,他的公司成立於1997年,從代理齊白石作品的授權開始,現在是全球最大的藝術品授權商。“如果是商人,肯定首先關心盈利。把公司、品牌當作一個作品經營,藝術不一定都是要畫畫。”


  郭羿承說,國際上原作和授權比例是1:3,國內連1:1/10都不到,這會是個很大的空間。“更深的作用是幫助中國經濟的復蘇。羅斯福解決金融危機時提出了一個口號,用美成為幫助銷售的一把鑰匙,在那之後美國製造業轉型升級換代,現在中國面臨這個節點。現在中國製造業都是給歐美代工,利潤太微薄,用美幫助這些企業,將‘中國製造’變成‘中國創造’,本來一個杯子賣100塊,印上齊白石的畫之後,變成150塊,利潤增加好幾倍。”


  
瞿廣慈和向京


  3月,我隨著瞿廣慈和向京去宋莊,他們打算在那裡蓋一個大工作室,隨行的還有東方衛視的大隊採訪人馬。向京有著林黛玉式的身材和羞怯敏感的眼神,加上成就和堅韌的性格帶來的力量感,混合成一種奇異的魅力。


  在宋莊管委會辦公室,向京兩次填錯協議,瞿廣慈和辦公室主任忙不迭地哄她:“沒事、沒事,別急,你慢慢寫。”攝影師的鏡頭粘著向京,她覺得不自在,勸人家趁光線好趕緊去拍宋莊的大牌坊,沒有得逞。當鏡頭對著瞿廣慈時,他坐在沙發上微微抖著腿,旁若無人地把一張宋莊小報從第一版看到第四版。倆人的關係混合著呵護與欣賞、理解與陌生、依賴與獨立。


  向京是一個非常封閉且單向度的人,才能和注意力幾乎只集中於藝術領域。她是藝術圈最著名的勞模,除了極少的應酬,連禮拜天和過年也會待在工作室幹活。瞿廣慈一年在工作室裡只待三四個月,“特別愛玩兒,跟什麼人都百搭。”在兩人世界中,向京專心地扮演天才,瞿廣慈除了扮演藝術家,還扮演天才身邊的那個人,打理生活中除了藝術之外的一切事物。


  向京是丈夫的鐵杆粉絲。“我也寫東西,他也寫東西。看看廣慈寫的東西再看看我的,就知道什麼叫有天分什麼叫沒天分。他還有藝術家稀有的商業能力,平時他也稀裡糊塗的,可是一到算大賬的時候,比誰反應都快,別想蒙他。”


  “他最厲害的一點是特別自信,特別樂觀,幾乎沒有負面情緒,我經常消沉,他總說‘消極是沒用’,只有積極是有意義的。思前想後也沒有意義,有時候我看到一個什麼東西覺得挺好,他就說先去做,然後不知道怎麼地也就成了。有他我很幸運。”向京說。


  瞿廣慈在一次採訪中談到向京成功的一個原因是她對這個時代有責任感,“如果一個藝術家對時代沒有責任感,是達不到相當高度的。”


  
瞿廣慈和藝術


  瞿廣慈少年得志,1994年25歲本科畢業時,作品《王府井》就得了第八屆全國美展大獎(當年金銀銅獎歸為一個大獎),北京地區金獎,是年齡最小的獲獎者;30歲時作品《天路》再獲第九屆全國美展銅獎。絕大多數美術工作者一輩子可望不可即的榮譽,他一再唾手而得。


  獲獎給瞿廣慈帶來的不是興奮和驕傲,而是虛無與否定。他說自己花費兩年時間傾盡心力完成的作品《天路》,初衷只是為了“活動活動手腳”,“一件無意義完成的作品,虛假的風情,卻獲得這麼多重要獎項,意義何在?”研究生時期他用兩年苦行僧一樣的日子完成了作品《行走的人》,收穫的也是濃重的無聊感。


  在上海師大美術學院工作期間,由於擔任行政職務經常開會,瞿廣慈先後做了《工農兵》、《團結》等作品,人物形象既假模假式又現實感極強。瞿廣慈認為,幽默是消解現實的一種辦法。他解釋說,每每開會“看著主席臺話筒後面的領導就會浮想聯翩”,“後來我們這個班子更加明爭暗鬥,我尋思可能跟我的不嚴肅有關。”


  有一天他在大街上聽見一句北京俗語:“看到老實人就壓不住火”,“這句話讓我蹲在路邊像傻子一樣笑了半天,連滾帶爬地回去就做了《菜刀幫》,一大群男人窮凶極惡地拿著菜刀對著一隻小老鼠。”


  做稀奇之後接觸到的殘酷現實,瞿廣慈說,“這些太能回饋我了。” 2005年是當代藝術的一個轉捩點,以前當代藝術好像是地下藝術,以後登堂入室。成為名流的藝術家們越來越小圈子化,小眾化。


  瞿廣慈認為:“藝術家過去的成功來源於他們的生命和生活最基本的聯繫,他們雙腳站在地面上,那種痛苦的表達是很真實的,但今天他們還在重複過去,藝術生命越來越走向死胡同。”


  在打造稀奇的過程中,瞿廣慈和向京逐漸更深刻地瞭解到它的意義,超越了一開始給稀奇定位的“禮物”的概念,意識到文化輸出的責任。如何重塑和提高國際形象,正是中國目前渴望而又吃力的所在。


  郭羿承說:“喝星巴克、吃麥當勞,其實這都是美國文化,展現文化要通過一些手段,教育、侵略,或者商業。商業是比較簡單的方法。”


  未來稀奇打算不僅做向京和瞿廣慈作品的授權,還可以簽約其他藝術家。


  從一開始瞿廣慈和向京就對李冬莉說明白了,將來稀奇產生的收益不往回拿。“我們要拿去做公益,培育藝術評論,藝術評論太清苦了,不能讓人家沒有收入在那裡做。”